如此“仇美”为哪般

如此“仇美”为哪般


 杨世源


        《板桥三娘子》是唐代薛渔思的一篇传奇小说。故事情节是这样的:一个叫赵季和的客人到汴州西边的客栈里住店,发现女店主三娘子通过法术将住店的旅客变成驴,敛财劫货,然后将驴低价卖给过往客商,以接济脚力。赵季和想得到这种法术,第二次入住的时候,调换施加魔力的烧饼,把三娘子变成了驴,骑了四年,而后获救,恢复原形。小说中的主人公“三娘子”被称作“店娃”,应该是一个丰姿绰约的美女老板,可作者却将杀人越货的勾当赋予这样的形象,实在有点匪夷所思。再进一步联想到《水浒传》《西游记》里,反派女性形象大多姿容俏丽,形象迷人,真不知这种极恶极美的混搭,是不是都在追求艺术效果上的反差和张力,里面是不是还潜藏着更为隐秘微妙的文化心理?


在现实中,“美女加劫匪”的组合恐怕是最不符合生活逻辑的搭配。美女征服世界自有她无与伦比的强大武器,撒娇、耍嗲、抛媚眼、送秋波、哭天抹泪、寻死觅活只能算常规武器,“捧心蹙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那才是真正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几乎无坚不摧,所向披靡,还有必要挖空心思地去设局开“黑店”吗?更何况面容的娇美与心性的邪恶本来就没有因果关系,大部分美人都有一颗善良的心。


可中国的文学传统中历来不乏将极美和极恶组合的例子。神话小说里的“妖怪”“美女蛇”“狐狸精”,既有姣好妖媚的体态身形,也有“蛇蝎般”恶毒冷酷的心肠,让人谈美色变。历史故事中的“美人”也让人敬而远之,“三代亡国,夏桀以妹喜,商纣以妲已,周幽以褒姒”,后世的赵飞燕、杨贵妃也都为邀宠争胜,勾心斗角,以至惑乱朝政。四大古典名著中除了《红楼梦》这部专门为“千红”“万艳”歌哭的作品,其他三部要么回避女性,要么糟践丑化女性,很少有内外兼美的女性形象。《水浒传》里的潘金莲、阎婆惜等都是淫荡放浪,不守妇道的女人,对她们的处置,几乎都是一种残暴血腥的发泄。《西游记》里的女性形象几乎都是比洪水猛兽更可怕的妖魔,贪食僧肉,嗜杀成性,她们的真身不是骷髅,就是禽兽,对美丽女性的侮辱倾向更加明显。


在浩若烟海的文学历史形象中出现几个、几十个,甚至理论上不超过一定比例的反面女性形象,本不该大惊小怪,可我们总是感到西方文学历史中的“女神”“天使”“安琪儿”一类形象可人、心灵美好的形象太多,占的分量太重,以至洇润了他们的文化基调、审美情趣和人文意识。而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似乎有一种“仇美”倾向,老是拿漂亮女人开涮,总是要给她们娇美的身形中安上一副蛇蝎心肠,真不知道是什么用心?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男人始终掌握着话语权。男人之间的争权夺利靠的是“硬实力”——真刀真枪的决杀,智力谋略的博弈,而漂亮女人可以用美色四两拨千斤地搞定男人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才能勉强搞定的事,于是男人们一边不遗余力地追求美色,一边又不无妒忌地将美女“妖魔化”。因为他们隐约感觉到美人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有时候法力无边,所向披靡。“红颜祸水”的感受有些可能来自经验,无数的事实已经为这样的结论作了铁证。


也正是因为男人占据着话语权,所以才可以将自己的责任推卸给他人,而最好的替罪羊就是美女。要说江山易主是由于宦官专权、臣子忤逆、百姓反叛、外族侵扰,都等于认罪招供,都难逃别人的指责和非难,而女色误国却能招来些许的同情,甚至是几分艳羡。夏商周三代的灭亡,都不谋而合地将账记在三个女人头上,陈后主、唐玄宗又都将亡国乱政的罪责推给张丽华和杨玉环。唐玄宗和杨玉环的故事里尽管有那么多的罪恶、那么多的龌龊、那么多的不堪,还是得到了普遍的原谅。《长恨歌》一类的文学作品,已经将他们的苟合,歌咏成了不朽的爱情;人们看待这一段历史时早就将视线转移到了帝王风流、不伦之恋上,而很少有人关注这一事件祸国殃民、昏庸误国的本质。


中国人信奉的儒教文化,要把男人放在显眼的位置,让女人绿叶伴红花般衬托着男人。可一般女人犹可,美人就太炫目、太招人,以至喧宾夺主,抢了镜头,让男人太没面子,所以美女在文学中被损一番就在所难免。


文学历史都是文人书写的,他们难免会对美女有妄想,可很难如愿以偿,于是就有了阿Q式的“学说”:“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为惩治他们起见,所以他往往怒目而视,或者大声说几句‘诛心’话,或者在冷僻出,便从后面掷一块小石头。”歪曲历史、丑化美人,是不是也算一种“诛心”“掷石头”的举动呢?


史家评论和文学作品,对美人非艺术必须的丑化,恐怕多多少少流露出了一些阴暗的心理,有必要视为“糟粕”,加以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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